这种关系就是根据阴阳的数量和序列来确定的。

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个枢纽：他一边用耳朵倾听宙斯的声音，一边用嘴巴将此传达出来，向人、向神传达。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今吾观子，非圣人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老子曰：……知巧而睹于泰，凡以为不信……[15] 这里是讲老子认为自己纵有巧智之实，却免脱了神圣之名，即不以圣人自居。超越问题本身是形而上的问题，但笔者的出发点或关切点是政治哲学的，紧紧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即儒家、权力、超越。这是因为他未能区分transcendence所蕴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及其指称。况且，这种圣王分离的观念在帝国后期逐渐被打破，然而追求圣王合一的主体却是皇帝，儒家只是顺服而已。

简言之，宗教与哲学超越观念的区别，其实就是它们之间在超越性的主体（transcending subject）和所超越的对象（object transcended）两个方面的区别。除非用outward（外向的）来指向外在的上帝或天，才是超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6]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订本），315页。杨富斌译《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11页。[2]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改革开放之后，有为唤起人们对争取科学、民主、自由的记忆而提出新启蒙思想的提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汤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哲学思想都是在与海外学术研究的接触下催生出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19世纪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逐渐认识到要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思想中吸取思想营养。

[5] （美）小约翰•B.科布著。汤先生明确指出： 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这样的命题，这个命题和天人合一思想都深刻地揭示了人和自然的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人必须像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自然界。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22-23页。汤先生对第二次启蒙的另一口号尊重差异也找到了传统思想的对应。

汤先生接触的主要是后者。刘放桐译：《思维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9-155页。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性的东西，但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文化的吹嘘不是应对我们当前情形的适当回答。

李际、张晨译：《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页。） 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自觉认识到不是复古，而是用来吸收与发展，以便更好、更快的进入后现代社会。

中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民主与自由在中国尚未成为现实。他设想，能够在全面完成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而较快地进入后现代社会。

然而将二分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地发展一个方面，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汤先生关于关心他者、尊重差异、人权与中国传统思想中仁者爱人、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责任义务等思想是极富有洞见的，后代学者显然仍可以接着汤先生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类矛盾是主客截然对立二分的由内及外的必然的推演。四、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主要侧重于后现代主义的摧毁、解构、否定性的向度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但对于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向度则很少注意到。） 实际上，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摧毁、解构一个旧世界的倾向，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建设、重构一个新世界的意味。[13]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它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过程，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正在于它的过程性，过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过程，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

那么到目前被称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否在中国已经真正实现呢？汤先生并不认为已经实现。[19] 汤先生特别看重从怀特海思想中引申出的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命题，将之与自己特别主张的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类比。

[16]格里芬认为怀特海的哲学旨在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哲学义涵与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对二元论的拒斥融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这其中体现了汤先生反本开新或者批判发展的思维方法。

对自然的征服也不必考虑人的生存条件。在这样的傲慢下，传统的观点并贬低为迷信。

他指出科学唯物论的出发点是独立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实体：物质与精神，而他所赞赏的有机论的出发点则是事物处在互相关联的共域中的体现过程。[36] （美）大卫·格里芬编。进入专题： 汤一介 后现代哲学 。汤先生从中看出这种观点，也许会使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之接轨。

[23] 唐力权先生（Lik Kuen Tong）专门对怀特海与《易经》进行的比较研究，发表The Concept of Time in Whitehead and the I Ching（怀德海与易经的时间概念）（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74, Vol.1, No.3-4）等论文，并在怀特海与《易经》思想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大陆版为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创立了场有哲学。汤先生用来论证的武器与思想则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及其第二次启蒙的主张。

） 应该说，汤先生对霍桑的接触是近距离的。现代性之二元论的和人类中心论的思维习惯延误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仍在妨碍人们做出适当的回应。

[31]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与汤先生长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思考非常契合。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artshorne）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

）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为其理论先驱。为避免繁琐，只随文注出卷号与页码。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28页。他说，如计算机，不能思，不能感，它的运作是不能与人类思维混为一谈的，他也认为西方要向东方的智慧学习。

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有一个专门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名为现代社会中国哲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World）。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并不是要恢复到前现代去，他是以肯定现代主义的成果为前提，一方面要批评现代主义的弊病，另一方面则要避免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偏颇。

[38] （美）大卫·格里芬编。中国的社会变革被延迟了二百多年。

同时，近代以来被无数有识之士满怀希望赞扬的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出现异常严重的弊端，而且在中国也逐渐暴露出来。[35] （美）大卫·格里芬编。